潘德荣/自述
从晚清到民国，驰名于武汉三镇的“石膏一条街”，就在如今的(汉口)硚口区牌楼街。此街依傍于长江口岸，是应城石膏的集散地。应城石膏由峒商或膏商雇木船在应城装船，从应城县河开头经天门河运进汉江，在牌楼街起坡，存堆于“硚口膏场”;在牌楼街上，通过膏行、膏号转卖给上海、江西、湖南等地客商。他们将购买之石膏下河，经长江转驳运销于下江、湘江、川江沿岸，有的经沪港商埠出口销于日本、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在牌楼街上，还有用石膏加工成膏粉的膏粉厂和膏粉坊。一年四季，应城石膏在这里起坡下河，堆存运销;南来北往的膏商，络绎不绝，熙熙攘攘，沸沸扬扬。那时，人们几乎不知道汉口有个牌楼街，只知道汉口有个石膏帮(街)。
我祖籍武汉汉口牌楼街，生于1914年(作者已于早年去世，编者注)。我的父亲原在牌楼街上以贩卖蔬菜为生。在我13岁时，我父亲仅靠卖菜养不活家口，就托人把我送到牌楼街的蓝志记膏行当学徒。我在蓝志记膏行做了15年后，因已成家，就离开蓝志记，带着妻室儿女8口人，在牌楼街自开膏粉坊，即将石膏加工成膏粉销售。
早年，牌楼街的北头(原应城市人民政府驻汉办事处所在地)是一片空旷地，由应城峒商购买了这片地皮，围了院墙，作为堆放石膏的膏栈，习称“硚口膏场”。应城峒商将其所产石膏运存膏场，行销各地。自从湖北“将军团”操纵成立了官督商办石膏公司后，应城石膏就由该公司统一销售，实行专买专卖。这个公司设在汉口芦席街，后来公司改设汉口鼎安里，公司在原石膏场设石膏销售所——石膏销售所专司收货、堆存、发货等职。石膏的销售则由公司专营，外人不能插手，致于顾客交易，则由石膏行经手，因之牌楼街上就有了从事买卖中介的行家，大字号的叫膏行，小字号的称膏号。这些做中介的膏行、膏号，在牌楼街上有自建或租赁门面，挂有招牌，有的雇一、二“伙计”(店员)坐店接纳外来客商，承受客商的委托，先收客商的货款，再到石膏公司去买取公司发售的“膏单”(提货单，购买抬数以5抬为起点)，凭提单代膏商到石膏销售所提取石膏，并代雇脚夫(搬运工)下河上船。中介行家从中向买客提取佣金;也有的是在买进价上加价转售。各家均有各帮顾客，只是大小多少不等。
大约是在民国7年(1918年)，膏行曾一度收归官办，就是将原有9家膏行，合并组成石膏公行，受省石膏官局支配。公行专司过秤、驳货、保水险、代纳厘金等一切手续。后来，石膏公行解体，各石膏行又自行营业。
在1930年前后，牌楼街上大字号的石膏行有“陈森记”(老板陈稚斋)、“胡谦益”(老板胡志建)、“鸿记”(老板黄牛)、“汪恒隆”等4家，当时并称“四大行”。他们手中均有自有资金，可以囤买转卖，牌面也大些，每笔生意成交都在千抬以上。他们经营时间久，声望大，交接客户也多。小字号的膏号，有“蓝志记”、“宋同发”、“万丰泰”、“恒昌”、“傅泰昌”、“永盛”、“张洪发”、“汉祥”、“郭茂盛”、“黄泰成”、“鼎记”、“福兴”等10多家。这些膏号，无自有资金，大多做些百抬、几十抬的生意。在整个石膏市场处于产销两旺时，他们就挂牌开行，获取行佣;反之，收牌停业。除“蓝志记”、“宋同发”开业经年之外，有的是时起时落，开开关关。
位居“四大行”之首的“陈森记”，老板陈稚斋，应城黄滩人，家中颇有田产。清末就开始由应城采运石膏到汉口销售，曾任石膏汉帮的帮董、应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他自有雄厚资金，可谓有权又有势，因而牌面最大，其来往的客户，每次成交石膏额多在千抬上下，经营时间越半个世纪，属老字号的膏行。他有四个儿子，其长子耀阶(又名家仁)在应城膏盐矿区开有膏峒，在湖南湘潭也经营过膏盐矿业，在汉口工商界曾显赫一时。抗战胜利后，耀阶参与了硚口区的“国大”代表竞选，投他票的人甚多。
在膏号中，“蓝志记”算得上中等字号。老板蓝志斋是武昌人，曾在胡谦益膏行当“学徒”和“先生”，造就了生意经，极会逢迎客商;内老板姓郑，人称郑二姑，也深知经营之道。夫妻两单独开设蓝志记膏行，自有房产门面一栋(现在的万松旅社)。他家无自有资金，客商来后，他就与之亲切交谈，详问需要的石膏等级、抬数，由客商按需付足购膏款后，他就到汉口鼎安里石膏公司营业部去购取“提单”，并凭“提单”亲到石膏销售所去提取石膏;他还为客商代雇搬运工下河上船，客商只须在上船时过秤点足数量。他家每每能做到购运及时，等级数量无差讹，因而深得客户的满意，长年能拉到生意。膏号代客商购运石膏，一般是按每抬膏向买客取手续费3角;另为购膏客商代纳厘税(每抬征收5角8分)。当时，每抬石膏价一般约为4元左右(时有涨落，且有等级之分，难以额定)。“蓝志记”每月约可经办六七笔生意，月利300元左右。由此可见，老板无本取利，获利可观。
我13岁时到“蓝志记”做“学徒”三年，只管饭不拿工资，当“先生”后的月工资为20-30元。在我28岁时，因已成家，且有6个儿女，仅我一人在膏号当“先生”的薪水不够养活家口，所以，我另辟蹊径，自选了加工石膏粉、从事手工劳动的膏粉业。在牌楼街的街南，我带着全家大小齐上阵，办了膏粉坊，立牌号“潘德记”(该膏粉坊就在作者生前的住地-牌楼街22号，编者注)。我家膏粉坊一般月产膏粉近千斤，月均盈利可达100余元，足以养活我一家人。
当时，牌楼街上的人，大都是靠应城石膏维持生计。和我家开的膏粉坊相似的，还有“阮复兴”等10多家。到新中国建立后，我开的“潘德记”膏粉坊和同街上的10多家膏粉坊，联合组成膏粉生产合作社(其汉阳粉厂的前身，又名汉阳石膏制品厂)。另有四家称机器粉厂，牌号分别是“五丰”、“典泰”、“联谊”、“吴水记”，他们的资本大，生产设备采用机器，如碎膏是用的电动机磨，雇有工人操作。此外，在抗日战争前，有应城石膏公司开办的石膏制品厂，厂址在牌楼街街北(原应城市人民政府驻汉办事处旁)，是雇请的德国人专做的大轮窑烧膏，从德国购进电鼓磨粉机，一人多高，制的粉叫“巴黎粉”、“德国粉”。大约不到两年时间，武汉沦陷，该工厂停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