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怡南
团山一角
有名店一角
团山，属何家脑山系，为大洪山余脉，由京山入应境，绵延起伏，由西向东横障于大富水南岸，从有名店、牧牛砦，东行至团山庙，团山支脉歧出，南行止于卧虎岗、季家山。
团山距应城城关10公里，在这里翻越团山山麓，渡过大富水团山渡口，直抵田店，进入应宋公路，到达京山宋河。据《光绪应城志》载：“团山渡，为京潜往来要道。邑人宋成美设义渡于此。”团山为应城西北高岗之地，可府视大富水上、中游广大平原河谷地区;这里也是应城膏盐矿区的中心地带，东西衔接矿区西、北两山;这里曾是应城西北重要的军事、经济战略重地。
团山乡不仅有着悠久的膏盐采矿历史，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那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在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斗争岁月，团山乡成为应城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是应城抗日游击队活动的重点区域;是膏盐矿区反食盐封锁、反清乡，与“敌伪顽匪”斗争的第一线。
驮道骤成逃亡路
团山是应城石膏的发现地。自明末以来，团山乡民们开始在此凿膏采矿，这里是应城最早矿区;到清末，逐渐形成一个矿区集市，被称为“团山新街”。新街北依团山庙，是团山南麓登其主峰的入口处;南临两条乡道交汇处：东南有从城关北门渡口沿季家山、卧虎岗、宗庙上团山的乡道，西南则有从潘家集，沿潘八屋湾、芦家坡、徐家冲上团山的乡道。新街就是膏盐矿区西、北两山的联系纽带，也是应城食盐行销驮运的重要交通运输线。
1938年10月26日，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向县府全体职员发出盖有应城县政府大印的“通关”路条。他告诉大家，明日日军飞机轰炸应城，要求大家清晨撤到西乡潘家集。
10月27日上午十时许，日寇飞机轰炸县河渡口、应城汽车站和国民党应城县政府。28日，鲍县长携眷属逃往田店;而县直机关如鸟兽散，城内居民拖儿带女分头逃亡，与沿汉宜公路西撤的鄂东前线军人汇在一起，人山人海，车马络绎不绝。不知何时，只见国民党四十八师师长蒋作均(蒋老七)带着上十人站在团山高地上，他身披风衣，拿着望远镜，不停地向北瞭望;这时，远处传来断续的炮声，他是在护送鲸吞的石膏公益当铺的财产向西转移。
10月29日，日军从杨家河分东、西两路向城关攻击前进。31日，日寇侵入应城城关，应城遂告沦陷。
团山的驮道，再也听不到咿呀的独轮车声和叮当的驮铃声;团山新街开始被“日伪顽匪”的铁蹄践踏;团山乡燃起抗战的星星之火。
新街改称碉堡山
“新四军五师作战的豫鄂边区，围绕在敌寇华中占领区中心武汉的外围，是敌人掠夺物资的兵站基地，亦是敌军正面进攻的战略要点。整个边区，共四十余县，分据约千三百余里范围，分据有敌伪据点六百余个”，“其中最稠者如信阳、应城、荆州”(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9日)。这是当时整个豫鄂边区的形势。再看当时应城的情况：应城地处鄂中，是武汉西北外围的前哨，抗战期间，在全县11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寇设置据点多达40余处。
大富水、漳水所经过区域，均为游击根据地。“汉宜路”、“汈汊湖”、“应宋路”均为日寇进攻武汉的大后方要道。敌据点沿京钟宜汉公路，共长630公里，设有据点56个，平均每12公里有大小据点一个。敌伪在应城城区的据点有：湾上、周王家湾、范家河、姜家巷、古城台、赵家畈;在应宋公路上的据点有：盛家滩、巡检司、田店;在应城膏盐矿区范围内的据点有：潘家集、龙王集、棉花田、张家庙、卧虎岗、杨家大湾、王家庙、肖家坟、蔡家大湾、团山庙、墙头角、庙岗、丁家岗、陈保泰湾。
1938年10月底，武汉、应城沦陷后，新四军创建的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暴露在敌伪最前沿。敌伪占领团山庙后，毁掉新街，并很快就在新街背后建筑碉堡，依团山最高峰控制整个团山地区。从此，人们改称新街为碉堡山。
团山乡于应城沦陷前为第三区，日伪时期为第四区;应城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为第五区，当时，应城膏盐矿区有几万工人，是我党开展抗日斗争的重点地区。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矿区属应城第五区管辖，在矿区范围内设有毛河乡、裕洪乡(即潘家集乡)、陡河乡、团山乡。日伪不仅占领矿区，还控制着这些乡村。我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前方，有日寇的大量军队，敌第四师团总部设在应城，敌酋北野坐镇指挥鄂中一带日军对我抗日军民实行疯狂扫荡。当时，在应城周围各战略要地均有敌伪据点，他们有时成小股活动，有时又联合起来向我根据地残酷扫荡。在前方，形成敌占点线我占面的势态，我边区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就是在“敌伪顽”这种多面夹击的三角斗争中，坚持抗战，一直到1945年。
摧毁据点建立根据地
1940年10月，应城膏盐矿区总工会在雷家冲成立，邓先柱任总工会主席，机关设在卧虎岗;为加强对敌斗争，总工会建立短枪队。在党的领导下，短枪队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活动，在矿区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惩办汉奸和顽固反动分子，取得一次又一次对敌斗争胜利。
1941年，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团山乡的主任管立顺叛变后，党派徐秀山同志接任团山乡主任;叛徒管立顺对此恨之入骨，勾结敌伪，杀害了徐秀山，破坏我团山乡公所。应城县委命令矿区短枪队，在半个月时间，除掉了管立顺。当时活动在京、应一带的顽匪许有祥，以日伪据点为屏障，昼伏夜出，对我军骚扰长达数年之久;这次，许友祥失掉一只毒眼，无力控制团山乡，于是团山乡又成为游击队抗日根据地。
驻扎在矿区的伪军、敌特、汉奸先后一个个被我短枪队干掉，吓破了胆。1942年，短枪队不仅打击敌伪顽，而且千方百计保护工人群众利益。敌人为加紧封锁食盐，烧毁矿区100多个熬盐棚子，造成上万人失业，生活无路。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矿区总工会和短枪队，把膏盐矿的筹款基本上都救济了失业工人，对要求回乡种田的工人还发放路费;同时积极组织矿区工人恢复生产，并找资本家谈判，不准随便解雇工人。
1943年至1944年6月，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县委对应城行政区划和区、乡委干部作了调整，这时第五区区委书记是祝玉清，团山乡也建立党组织，为团山乡党委。矿区总工会、短枪队和团山乡党委自始至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坚持领导团山乡人民与敌伪顽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建设巩固应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反封锁智斗敌伪顽
应城膏盐矿区沦陷后，日伪切断我游击区军民食盐来源，造成敌后游击区困难。日伪对食盐进行严密封锁，在矿井附近高地上构筑碉堡，派兵驻守、日夜巡逻，严密监视;还收罗汉奸、特务密察缉访，在矿区各路口布置伏兵拦劫。敌伪还实行“食盐配给制”加紧控制，群众要买食盐，必须凭“良民证”到“维持会”去购买。敌人还残暴压榨、凌辱惩罚矿工，常把矿工和附近群众无端扣上“通新四军”或有“抗日嫌疑”罪名，捉去灌盐水、“拌豆腐”(即把人装在麻袋里，用刺刀活活刺死)，或抛进三、四十丈深的废矿井，活活埋掉。
1941年7月，为粉碎敌人对食盐的封锁，在党的领导下，以应城膏盐矿区工会主席邓先柱为首的工人们秘密组织反食盐封锁的群众斗争。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碰是不行的。矿区工会决定从分化瓦解驻在矿区的伪军入手，对他们进行争取教育，利用伪军想“发洋财”、想占便宜的弱点，因势利导开展工作。这样，就缓和一点矿工与伪军的矛盾，伪军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向日寇报告工人们的行动。这些工作做好后，工会就开始准备制盐和组织运盐等工作。
赶制食盐，成了工人的紧迫任务。为瞒住峒商老板的眼睛，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白天烧淡卤水，晚上烧浓卤水，白天烧浅锅，晚上烧满锅，故意白天少出盐，晚上多出盐。这样，工人们苦干六、七天，积累一万多斤盐。
运盐是一道难关。这次运盐的人多，目标大，怎么办?邓先柱一方面组建130多名工人的运盐队，另一方面组织矿区手枪队作掩护。夜深了，大地一片昏暗，日伪都已进入梦乡，这正是突击运盐的好时机。运盐队在矿区工会负责人指挥下，由矿区手枪队掩护，先分散绕过矿井附近岗哨，然后集中向我抗日根据地京山石板河奔去。在途经潘家集时，二十多名手枪队员埋伏在碉堡四周，工人们挑着盐飞似地往前冲，不料被日寇发现，敌人朝运盐队开枪射击;我们的手枪队从四面响起枪声，敌人被压缩在“乌龟壳”里不敢伸出头来。趁敌人慌乱空隙，大家迅速越过碉堡，冲出敌人射击圈;这时，正好碰上从游击区前来接应的部队，工人们挑着盐，不畏险阻与劳累，赶到相距六十余里的石板河游击区。
反“食盐封锁”的胜利，解决了抗日军民缺盐的困难，这真是来之不易啊!在几年来的“反食盐封锁”斗争中，敌人杀害应城群众三百余人。盐，是矿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鄂中特委领导的应城抗日武装和新四军五师，为反封锁，除派短枪队常驻矿区外围，不断打击日伪军外，先后于1941年5月，新四军第五师派谭志正同志率部队进攻卧虎岗敌人;同年8月，派青雄虎同志率部队进攻龙王集敌人;为保护峒商运盐出境，曾派余孝理同志率一个营在矿区中山、西山、北山同时打击敌人。日寇为进一步在外围封锁我党进入矿区收“抗日乐捐”款，计划在团山庙、玉皇庙建据点，我短枪队先后把这两个庙烧了，使敌计划未能实现。由于我们反封锁，不断深入矿区打击日寇，日寇也不断向矿区西面祝家墩、景家墩、单屋岭、郭家围子进攻我短枪队和正规军，当时对敌斗争十分尖锐残酷，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开展反封锁斗争，矿区党组织还成立“芦管会”，劝阻湖区人民向盐厂卖燃料;成立“运销合作社”，沿途拦截粮草进入矿区。应城县政府成立“矿整会”，争取开明爱国峒商，孤立、劝惩反动峒商，迫使盐棚突破日军封锁，积极为抗日根据地运送食盐。
反“清乡”坚持游击战
1946年7月，我中原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对中原的包围;驻应城的国民党七十五军对我实行堡垒政策，进行严密经济封锁，并步步向解放区进逼。应城县委遵照上级指示，一边部署县武装部队和区乡干部准备突围、安置部分同志复员或分散隐蔽，一边安排县委委员、路南(汉宜)工委书记杨森堂带领部分干部坚持应城的武装斗争。
7月初，县委书记樊作楷与杨森堂在车歧乡(有名店北)的长湾召集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开会，决定组成应城游击队，指定汪永发、张国玉为正副队长，范仲文为政治指导员，由杨森堂代表应城县委领导这支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
游击队成立后，敌人进行疯狂的“清乡”，对我们以往常驻湾村采取突然奔袭包围的办法，妄图吃掉我们，又将抗日时期我基本区内中心集镇占领，在各制高点加筑碉堡。同时，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活动极为猖獗，大肆发展其组织，搜罗地痞流氓，监视我基本群众，寻隙敲诈勒索，配合搜捕“清乡”，残酷迫害我复员人员。
7月中旬，杨森堂带领游击队在团山乡、车歧乡一带活动。车歧乡人民觉悟高，群众基础好，很快便成了我游击队根据地。由于有车歧乡作根据地，尽管环境极其恶劣，游击队仍然能进能退。一次，游击队查明团山乡敌区队长、特务杨某等一伙作恶多端，便将他们逮捕镇压，扫除团山地区垃圾，因而又在团山地区内建立了包括赵家冲、松林岗、宋家坡在内的新落脚点，把游击活动扩大到车歧以外地区。因有可靠落脚点，有人民群众作掩护，情报及时，对我们开展游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6月，矿区短枪队随主力部队北上。同年冬，矿区党组织成功组织福利井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今宗庙林场以东处)。1947年底，矿区总工会在矿区组织武装队;1948年4月，京、安、应县矿区武工队成功袭击“廖益记”夹堰堤自卫队，使武装队发展到一百余人，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伏击国民党军队。1948年至1949年初，矿区工人二百余人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武装，为解放应城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