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说往]应城古事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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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南

 

驿道烽烟

­——应城古驿道史话

距今约5,000年前,大洪山南麓、大富水流域,布满了我们祖先的足迹,他们在洪荒林泽中走出了应城最古老的路。正是这些“路”,滋生了“大溪文化”和 “屈家岭文化”。应城的远祖在陶家湖、门板湾、长江埠前杨湾古聚落筑城、耕种、繁衍后代、创立文明,虞夏之时融入了荆州之城。这时,奚仲开始造车,又有相土造马车,王亥造牛车,这里的路渐渐延伸开来、宽阔起来。

黄河流域的商王国,越过大别山、桐柏山来到了长江北岸,在盘龙城建立起根据地,于是大富水流域开始商化,进入了文明时期——青铜时代。吴祠湾、群力村出土的青铜器爵、斝和提梁鸮卣,正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璀璨珍宝。

后来,势力逐渐强大的周王朝灭商,他们越过“义阳三关”(武胜、平靖、黄岘),顺着伏牛山河谷进入南阳盆地,然后继续南下进入随枣走廊,到达鄂中及江汉平原。周王朝在这里建立了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应城地处轸、郧两国的交界处。西周时,以宗周为中心,陆路可通达四方各国。

公元前701年,楚伐郧,“蒲骚之役”“轸、郧俱为楚灭”,从此轸、郧之地纳入了楚的版图。继而,楚文化的清新之风,吹绿了应城这块土地。

蒲骚地处郧之西南边塞,与新市(今京山)接壤,这里是荆潜通往鄂东、豫南的咽喉要道, “沃野洪川,水陆兼据”(《樊志》)。当时郧邑治在今云梦城(非今安陆城),应城通往郧的古道主要有三路。北路:由郧之安陆(当时郧有今云梦、应城、安陆和孝感、汉川的部分地方)入境——胡家榨山——杨家山——土庙岗——朱家岗——破山口入应城腹地。东南路:从合阜山——孙家大山——(东接)凤凰山——张天道湾——(东向)伍家山直抵漳水、涢水入郧。东北路:破山口——杨家河直抵漳水入郧。

楚武王伐随的主要路线就是以楚都城郢(今江陵纪南城)出发,越过汉水,北进中原的。据《左传?庄公四年》载:“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史料记载樠木地有两处,一在应城南三十里马旺咀蒲骚庙南三孤冢,相传“从征诸臣卒于军者葬于此”。一在钟祥县武陵山(钟祥亦称郢中镇)。可现今两处均无楚王墓,但应城、钟祥两处都是古川汉道上的重镇,是鄂中荆州、潜江通往大洪山到随县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应城的马旺咀,更是荆潜水上进入汉北的重要登陆点。从这里,水陆两路皆可北上。当时大富水水量丰富,溯流而上经新市东北的宋河镇,直抵大洪山南麓到达随县。

战国时,交通逐渐发达,秦统一六国后,陆路多用车马,水陆交通可达九州,这时国家始设驿,即邮驿或驿铺。这种为传车、驿马通行而开辟的大路称作驿道。驿供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居、换马。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同往,就是从咸阳启程,沿渭水流域、汉水流域的大道至湖北应城云梦一带,随后到达虎丘山(今苏州西北)的。秦王御车,浩浩荡荡,千里迢迢。真个是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李贺诗),可见,当时驿道卓尔不凡。

汉代每30里置驿一所,唐代还于水路设水驿。宋代每10里或20里设邮铺,有铺卒传递文书,大路上设马递铺。宋代以军卒代百姓为驿递夫,特别是战时设急递铺兵。到清代,废递运所仍设置驿站,铺递改差役为雇役。清末主办邮局后,驿铺废除。

应城宋时置有石墙驿,在县西二十七里。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徙于京山,名曹武驿。宋·乾道五年(1169年)置应城县马监,次年(1170年)置应城县孽生监(今市东二十五里东、西马坊)。

明代,在县南二里沙陂岗置沙湖驿。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改置城北马驿,在县城北门外,设驿丞一员。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知县齐国政将北马坊改建在县衙东北(后称马坊街,今振兴街中段)。全县共置12铺,设铺司12名,铺兵56名,城内为总铺;县署设驿丞1 人,总管全县诸铺。各路驿铺为:

东路:东十里铺——康宁铺——新添铺(今新添铺)——汉阳府汉川县官庄铺。

北路:北十里铺——高桥铺——铜家铺——聚石铺(今洪山)——安陆县陆陂铺。

西路:西十里铺——太平铺——景家铺——安陆府京山县更化铺。

南路:陈家铺(今陈家岭)——安陆府天门县皂角铺(今皂市)。

清?咸丰七年(1857年)裁去铺司,统归驿递查照;同治八年(1869年)冬,复设横路(即东、西向)各铺司:

东路:县前铺——东十里铺——康宁铺——新添铺。

西路:接官铺——太平铺——景家铺。

横路共七铺,每铺铺司1名,铺兵3名。

清代县境内许多民间道路变成了驿道,这样驿道和乡道并存,沟通了应城的陆路交通。光绪年间,县境以县治为中心,各路驿道有:

东北路:烧香台——土门——两河口——云梦。

西北路:西河渡——西十——团山——崎山——京山曹武驿。

西南路:汤庙——毛家河——陈家河——李家庙。

南路:黄家滩——临江口——赤岸。

东南路:袁家集——郎君桥——长江埠。

清末拟办川汉铁路,即从四川成都,经重庆到汉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办川汉铁路公司在四川成立,在古川汉驿道的基础上,修建了川汉铁路路基,因多方面的原因,铁轨未铺成。民国成立后,铁路路基改为公路,即后来的汉宜公路,汉宜公路应城段成为横穿应城东西全境的主要干线。

应城纵横的古驿道上,许多重要驿铺往往是设置政治和军事机构的首选位置。崎山镇关,位于县境西北,大富水北岸,是应城通往京山、宋河的要道,春秋战国时属蒲骚地,是当时郧郊的重要军事基地。从南朝置应城县起,直到隋朝,这里一直是应城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特谕“凡在外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巡检司),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从明代以来就在崎山镇设巡检司置衙署,故后称巡店。明清以来巡店一直被视为战略重镇。

长江埠巡司,位于县境东南边缘,东临涢水与云梦为界,南与汉川接壤,地处水陆要冲,是涢水下游和川汉驿道上的一个军事重镇。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将县西北崎山镇巡检司移至长江埠(故址在今长江埠巡司街)。

古驿道上战事频繁,应城驿道上许多重要集镇、隘口多设有堡寨等军事工程设施。

同治六年(1867年),湖北巡抚曾国荃令德安知府振麟并应城知县方垣亲勘地势,督率长江、上义、新添三团百姓临府河(即今涢水)修筑了著名的 “永安堡”,永安堡设有四座城门,二座炮台。又设“长江埠水师”,配炮船四只。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十九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攻克长江埠,生俘巡检凌金榜及其妻李氏。

县崎山团彭家畈建有“人和堡”。人和堡“广如城,可容十万余人”,清末这里为捻军的游击区。当时,县内类似堡寨大大小小有20多处。

应城古驿道到明、清时已高度发达,古驿道与河道纵横交错,遍布城乡的集镇、街市。驿道和河道使应城水陆通衢,为应城商业的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特别是明、清应城石膏和盐业的发展,使应城成为湖北省商品经济的一个大市场。清?光绪年间,应城重要集镇达60个。应城古驿道上的城关、长江埠、陈家河、黄家滩、杨家河都是繁荣蔚然的集镇。

民国时期,驿道演变为乡道后成为大路;结束了从战国设置至清代消亡长达2,000多年的驿道历史。

津 梁 普 渡

——应城古津梁史话

《说文》释:“津,渡也;梁,水桥也。”

据《光绪应城志》记载,全县境内官渡有四处:县西1里置有西河渡,渡夫2名;县北35里有杨家河渡,渡夫1名;县东25里官渡河渡,渡夫1 名;县西南30里有陈家河渡,渡夫1名。

西河渡是县城通连西路驿道上的重要渡口。西河渡因大富水在此弯曲,这一带水域遂成大富水中游的泊船之湾;又因渡口距县城西门很近,渡口两岸也就成了县城商贸交易的集散中心。西河古渡也便成为应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俱佳的名胜之地。

杨家河渡在漳水上,是应城通往府城的咽喉要道上的渡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溯漳水可至京山,循涢水可通安陆。杨家河是应城境北的商业集镇,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发展于清末。

官渡河渡在涢水上,是古代应城县东境通往府城驿道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官渡河渡口历来作为军事情报的传递通道,它具有军事战略地位。

陈家河渡在渔子河上,是应城西南驿道上的一个重要渡口。这里东、南通连龙赛湖、汈汊湖、天门河;北临古川汉驿道。陈家河是应城水上转运中心,是汉川、天门、沔阳、汉口商贸集散要地。

应城民间的渡口遍布全境,不计其数。值得称道的是应城民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苇舟济人历朝历代大有人在,而且有的家族竟成宗风,世代承袭。居住三台湖葛蓬岗有张氏家族,几代人设义渡济人。张天弼积学未遇,乐善好施,所居三台湖的葛蓬岗,四面环水,风波险恶,其父张宗彝欲多置船以渡济人。张天弼体父义,独造九船,赁工分渡,三台湖一带都称他为“张九渡”。张天弼的后裔张大本,秉承祖辈遗风,尝置黄家滩、临江口、骆家集等处渡舟。

应城的古桥梁布满全县境,按水系和驿道的走向有(据《光绪应城志》载):东路,东门桥(城东门外)——平桥(在东门桥东)——傅家桥——三里桥——汪家桥——东七里桥——双桥——郎君桥——土桥——母子桥(属新添团)——仁寿桥(属长江团)——龙泗湖边桥;南路,大南门桥(大南门外)——小南门桥(小南门外)——太平桥(又称女儿桥、渔子港桥、旅利桥)——广平桥(又称六孤桥)——青龙桥——响水桥——渡人桥、龙眼桥——龙港桥——居士桥(属栎林团)——马家桥(属珍珠团)——龙头湾后桥(临港口街北)——临港口桥——万家桥——十甲桥(讹为石家桥);西路,西门桥(城西门外)——宏济桥(即西河桥)——小街口桥(西河渡南岸)——迎水桥——三元桥、象鼻桥(俱在张家湾南)——西七里桥——临水桥——连水桥(属裕洪团)——万善桥(即东岳庙桥)——同乐桥(在王家墩)——陈家河石桥(有二桥,一在街南,一在街中)——宁家桥(陈家河街北)——芝麻嘴桥(陈家河街西)——李家河桥(西南)——龙石桥——百子石桥——金家桥——张家桥——四龙河桥——何家集桥——万寿桥(西南,万寿寺右)——土庙桥——汤池桥——夏家桥——黎家桥;北路,小北门桥(小北门外,即利市桥、会仙桥)——高桥(县城大北门外)——周家桥——姜家桥——赵家桥——卢家大桥——傅家桥——七旬桥——魏家桥——陡山坡上桥、下桥——普乐桥——万安桥(万仁庵前)——杨家桥——朱家桥——侯家桥——史家桥、杨家桥——李家桥(俗称下轿桥,后讹称夏家桥)——易家桥——高桥——丁家桥(巡店街北)——许坝桥——王家桥——东道桥——印家桥——仁寿桥——彭家桥——东头桥——蔡港桥——毛家桥——大桥、小桥(两河团)——华家桥(属土门团)——田店桥——汪家桥——土桥

这91座桥是主要驿道和乡道上的桥,至于乡间小道上的桥,就不计其数了。应城古桥结构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全石结构;二是全木结构;三是石为墩(台),木为梁(面)结构。

应城旧志记载最早的桥当为太平桥。太平桥,俗名女儿桥,《李志》称为“渔子港桥,一名旅利桥”;桥北有石塔,镌曰:“太平”。明代应城进士华清有《太平桥诗》:“一水限衣带,鞭石绝其浏。巨鳌掣坤轴,屈铁连锁纽。上有太平字,莓苔蚀蝌蚪。摩挲认前朝,至正岁乙酉。善彼作者心,无腹计谁某。往来成古今,危栏何衰柳。”

从这首诗的前四句,可知太平桥为石桥,其具有掣揭地舆、镇港锁钥,保一方太平的功用。接下四句可知,该桥名为太平桥,建造于元代至正五年(元至正乙酉年,即1345年)。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邑人周启泰曾重修太平桥。

在众多的应城古桥中,其中最为壮观,耗资最多,修建惨淡,经磨历劫,惊天泣鬼的,当为“宏济桥”。宏济桥,即西河桥,也称徐夫人桥。西河本来无桥,官道由西河岸起。明?嘉靖年间,河水坏岸不能通行,官道改走西关护城河,极为不便,这时应城知县罗材在西河首架木桥,后水涨桥圮。其后接任知县卢湘(嘉靖二十年即1541年)将木桥改换成石桥。桥长五丈,广九尺,高六尺,通行方便。不久,桥复圮。明·万历年间,应城学士、三老相与策划修建石桥,县城士庶虽都愿捐助,但资费仍然不够。时知县申请院司、道府拨款若干金,垒石三孔,事情稍有头绪,不料基脚石炸裂,反而成了祸害,建桥失败。这时,正在京都官邸的应城人徐京咸(即徐养量),知悉此事后,慨然道:“士大夫当为一乡弭大患,安用秦、越为”。并且对天发誓:“修建石桥,不要公款,不要募众施”。有人劝告他说:“这是件没有结果的事情啦。”徐京咸又慨然说:“吾已白之上帝,割俸不足,继之以产,河泊有灵,幸其鉴旃。”辛酉春(明天启元年,1621年),徐京咸因要赴甘肃巡抚,搜囊中积俸五百金贮之邑库,作为购石费筹。在甘肃三年间,每次饭后,他总是挂念着修桥的事。癸亥年(天启三年,1623年),徐京咸擢升为南少司马,接着晋升为大司马(即兵部尚书)赐金、赐币。徐京咸欣然说道:“不隐君惠,天其成桥之功乎”。然而,就在徐京咸返回应城故里的时候,竟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倦倦为桥而虑。徐公去逝后,其夫人倾其家资,不以未亡人的身份而退缩,凡事她一肩承担,完成徐公心愿,修建西河桥。于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动工,到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竣工。桥高三丈九尺,广二丈一尺,长二十二丈,计造资三千余金。明代进士陈昺虞《宏济桥碑记》对宏济桥的壮观和应城百姓喜悦之情作了描述,并对徐公夫妇进行了高度评价。宏济桥于崇祯丙子年(1636年)坏圮。后来,宏济桥的弃石被用于修建青龙桥。

应城县西二十二里有王家墩,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此修有“同乐桥”。时人闵新《重修同乐桥记》曰:“行人利济,其欣履险如夷;虹畔渔竿钓临,明月板头人迹,印遍晨霜”。

应城县北二十里有高桥,独具特色,坚韧不拔,仁义修建,郡县皆惊。高桥始修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义理募建;嘉靖三年(1524年)大水冲毁;十三年(1534年),汉川刘大本捐金重修,用资七百余金,用工近1年。高桥高达3丈6尺。桥修成后,时郡守汤公,应城县令李调元都对他进行嘉奖。安陆令李公来应城,经过高桥,惊异地说:“官方没有提出,而民众百姓能自觉办事,已到了这种程度了!”后屡圮、屡修。

说到应城的建桥人,当推黄鞠让最为著名。黄鞠让,明?嘉靖年间人,他好义喜施,义建石桥有郎君桥、东三里桥、东七里桥、双桥、西小街桥、皇祠港桥和汉川新陂桥。他自费数千金建桥,为世人景仰。明巡抚、巡按为他制匾额、赠旌旗,以奖义举;应城名士、文人为其作记、赋诗,以表彰事迹。

应城修桥补路,像黄鞠让这种义举笃行的人在明、清时代大有人在。熊本轩,为人性刚,急公好义,生平倡修桥梁、寺观不下数十处。范金鳌,号芝亭,附贡,性浑厚,尤乐善好施,村前大路为南北通衢,中有七旬桥久为河水冲圮,行旅不便,他独捐巨金建桥。杨国栋,由监生加同知衔,他住城东驿路,每每山水泛涨,驿道泥滑难行,因募建三里桥,路悉铺石,后捐修西河驿路,人咸颂之。这里提到的91处桥,其中近一半为个人捐建,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清时期应城的人文精神风貌。

神祀寻踪

——应城的古神坛与牌坊

按照神祠的功能,应城祠祀主要分为二类,一是对自然神的祭祀出于报功;二是对祖先的祭祀出于报恩,是以祖先和山川崇拜为主,释、儒、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祭祀,对于更多的老百姓而言,则主要出于穰灾祈愿。

明、清时代应城主要神祀有许多,诸如祭鬼神、祭城隍老爷、祭关羽帝、祭火神祝融、祭吕洞宾、祭龙王、祭孔孟圣人、祭鲁班扁鹊文昌等神。这些神祀为民族、国家所通祭,而走进应城神坛的应城人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一是在应城为官有重大政绩的名官;二是有才华且事业卓有成就的名士;三是对地方有卓越贡献的乡贤礼士;四是对地方、对民众表现出忠义、笃行,为人们所尊崇的人;五是孝弟节烈,成为百姓榜样的男士、贞妇。有的人虽不是应城籍贯,但其主要事迹和重要活动均在应城的,亦视之为应城必祀之神。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应城人在外地,也都被请进了当地神祠祭祀。

谢公祠,祀宋代应城县令谢良佐。谢良佐,北宋学者,字显道,上蔡人,学者称上蔡先生,举进士第,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颢、颐)门四大弟子。他是山东孔府东庑从祀的先儒39人之一(《辞海》)。宋?元符年间(1098-1100年)为应城县令,“化民以德,期于无讼,简而能栗,威而不猛”(《樊志》)。他于县署东修建学宫(后亦称为孔庙)。朱熹撰有《谢上蔡先生祠记》。

贺逢圣祠,祀明代大学士、应城县学教谕贺逢圣。贺逢圣,字对扬,江夏人,进士。明?万历中(1583年左右)署应城教谕,“端方正直,士林咸矜式之”;捐俸置田为学校经费。崇祯初,官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详《明史本传》),谥文忠。

五公祠,祀清代应城知县魏定国、李纮、唐琳、李朝柱、齐国政。齐国政,字德庵,上元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由岁贡任应城知县。魏定国,字步于,江西广昌进士,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任应城知县,时称“魏青天”,后官至吏部侍郎。唐琳,仁和人,雍正五年(1727年)任应城知县。李纮,陵川人,进士,乾隆六年(1741年)任应城县令,后以疾致仕。李朝柱,江西举人,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757-1758年)任应城知县。

张树珊祠,祀忠武提督张树珊。张树珊,字海柯,合肥人,以武进士勤王累功授提督。同治五年(1866年)在应城高庙山与捻军遇战被斩。

名宦祠,祀应城县令唐代韦思谦,宋代谢良佐,明代朱干、周鲁、汪清、冯宗龙、张绍登、教谕郭纶、贺逢圣、训导张国勋,清代湖广总督吴典、郭世隆、额伦特、巡抚刘兆麒、张朝珍、湖北学道蒋永彬、按察使张道祥、吴毓珍、粮道叶映榴、上荆南道刘显谟、李会生。

乡贤祠,祀明兵部主事樊士信,教谕赠左都御史陈居敬,按察佥事赠都御史陈琳,通判赠永德郎陈亮,特进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谥恭襄陈金,苏州推官华清,户部右侍郎陈轼,太和知县赠工部尚书李铭,上蔡知县赠都御史周化,台州府同知赠奉政大夫周效,开县知县赠通政参议余裕,滦州知州陈士元,全州知州饶琮,户部左侍郎余仍绪(以上俱为应城人)。

忠义孝弟祠,祀明代开国功臣封应城伯赠候谥威武孙岩,武进士副总兵邓祖禹,应城县教谕李之经,户部左侍郎谥烈愍王咸,赣州知府谥节愍饶可久,工部郎中谥节愍寇可教,林羌知州张世俊,简明知州监纪蜀军张洪储,乡举田恂卿,锦衣卫千户徐晤可,乡举陈可新,岁贡周光曦,庠生周沂、夏应耀(以上14人为应城人),清代知县齐国政,训导欧阳炳,(以下俱应城人)明代旌孝徐纲、杨心国,庠生李纪元 、闵子厚、杨朝会,清代旌孝庠生李天秀、张凤阁,生员褚梦斌,监生周文瑞。

应城人在外地任职而被请入神祀的有:余正,云南赵州知州,祀赵州名宦祠。杨绍芳,御史,江西按察副史,祀景德镇生祠,云县乡贤祠。陈德騄,知建平升大名府同知,祀建平生祠。张崇烈,江西乐安知县、徐州知府、巡按御史,徐州建祠祀,祀乐安名宦祠。黄兰芳,知宜兴,宜兴立祠祀,宜兴东岳庙前殿左三楹中塑有遗像。田龙光,仪征令,仪征立祠祀。饶琮,宜宾令升全州知州,宜宾立祠祀。周化,汉川教谕,后迁上蔡知县,祀汉川名宦祠。徐则敏,知肖山县,肖山建碑立祠祀。张迎芳,山东博兴令,迁知泰安州,泰安立生祠祀。王泽春,署六安州,补泗州判,泗州祀生祠。余裕,四川开县令,开县祀名宦祠。

本县古神祀从观音菩萨到土地神,从关帝老爷到文昌星君,再加上本地彪炳的先哲、贤名陆续登上神坛。为官宦者,誉赞为“泽被生民、功垂社稷”;为乡贤者,誉赞为“懿行卓行、奕世流芳”;为忠义孝弟者,誉赞为“躬行笃实、忠诚奋发”。他们均被作“棣萼楷模”而成神,与各路群仙共享人间烟火。古代在祭祀这些神的时候,都以正规的周天子礼仪拜祀,一丝不苟。

为了表扬那些忠孝节义、科第寿考等,地方政府还以石建成牌坊,以示慎重、隆重。特别是那些名宦、名士,为他们建树的牌坊更是气派非凡。

应城县明、清古牌坊遍布城乡,多达76座。城内有宪台坊(按院分司左)、承流坊(衙左)、澄清坊(衙右)、毓秀坊(周良)、继美坊(杨敏)、折桂坊(刘元弼)、双凤朝阳坊(周良、周俭)、世科坊(郭启、郭宪、郭宣)、绣衣坊(杨绍芳)、三代尚书坊(李铭、李世秀、李幼滋)、青宫少保坊(李幼滋)、户部尚书坊(陈蕖)、经纬名臣坊(徐养量)、进士坊(欧阳诰)、进士坊(杨得礼、樊士信、陈琳、陈金、华清、陈轼、杨绍芳、余仍绪、周珫、陈士元、李幼滋、周启大、祝乾寿、陈德录、张崇伦、陈蕖,该牌坊树建在十字街)。孝子坊(周文瑞)、乐善好施坊(闵攀秀)、节孝坊(张氏)、节妇坊(张冯氏)。

县境内有青云坊(郭启)、擢桂坊(舒子文)、锦坊(杨文亨)、世科坊(杨璇)、文光坊(陈琳)、宵坊(陈亮)、冠英坊(周礼)、黄甲流芳坊(陈金)、青云接武坊(陈金)、大都宪坊(陈金)、攀龙坊(华清)、继武坊(陈大经)、丝纶染翰坊(陈大经)、联芳坊(陈大韶)、绣衣坊(陈轼)、雄飞坊(余正)、腾博坊(李钦)、彩凤昂霄坊(毛教)、吏部第坊(曹忠)、文范麟魁坊(李世熙)、庞褒坊(杨澜)、地官大夫坊(陈邦治)、大总督坊(周珫)、胪傅甲第坊(陈士元)、同朝双璧坊(李幼滋、李幼淑)、谏议第坊(李幼滋)、黄门清要坊(周启大)、三秦总宪坊(陈蕖)、绵衣第坊(张爵)、经魁坊(徐思聪)、经魁坊(聂信)、壬午经元坊(余仍绪)、丙戌进士坊(余仍绪)、进士坊(杨得礼)、进士坊(樊士信)、进士坊(华清)。正气横天坊(张烈女)、贞节坊(周氏)、贞节坊(罗氏)、贞女坊(艾权姑)、节肩五世坊(张卢氏)、贞女坊(王么姑)、节孝坊(徐氏)、一门双节(廖氏、周氏)、贞女坊(陈六姑)、节妇坊(刘氏)、节烈坊(李氏)、节孝坊(朱氏)、贞节坊(刘小姑)、贞女坊(吴二姑)、贞女坊(吴二姑,清水湖东岸)、节妇坊(戴吴氏)节孝坊(郭严氏)、冰玉双清坊(卢程氏及媳、贞女李子姑)、旌节坊(汪氏)、双节坊(陶马氏及媳陈氏)、冰玉双清坊(王李氏及媳贞女李子姑)。另建有“五节亭”(为贞女李子姑、邓七姑、李二姑、曹李氏、王张氏)、“万金亭”(为捐赈士庶建)。

这些牌坊,有彰显本县明清两朝精英之意,也有沽名钓誉之作,更有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之变幻。

豪门觅主

——明代陈蕖世家及应城京都会馆

明代陈蕖世家,家族庞大,官高爵显,累登显士,几代人众,赫然有声,应城旧志多传其人,多载其事。

陈蕖家族的主要成员有:

陈蕖。字应虹,应城城西人,明?隆庆元年(1567年)举人,次年(1568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赠少保,参知政事(即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财赋等,领副宰相衔,为正三品)。以平息播州民起事而功赐金币,卒于官,御赐祭葬。性严正,明治体,莅官廉能。

陈亮。明?景泰元年(1450年)举人,授抚州通判(即主管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为正六品)。

陈大经。明?成化七年(1471年)举人,南户部员外郎(即中央官吏中的要职,为从六品)。

陈大韶。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举人,南雄通判(时南雄为路、府治,为正六品)。

陈辅。梧州推官(即节度、观察使,下掌堪问刑狱的官),赠瑞州府同知(即知府的佐官,为正五品)。

陈轸。明?正德八年(1513年)乡举,知新淦调浮梁二邑(为七品)。

陈舆。明?嘉靖间岁贡,知太平(今安徽太平府),赠尚书(即相当于国务大臣,为正三品)。

陈邦治。嘉靖元年(1522年)授凤阳通判,迁知涿州,后迁瑞州同知,南户部郎中,南宁知府(为从四品)。

陈邦定。岁贡,授嘉定同知(今江苏嘉定县,为七品)。

陈肯学。荫任后军都督府都司(即五军都督府之后卫掌兵的最高机构,同省级)。

陈肯念。荫任卫千户(即直属省都司管,为地方防卫区指挥官)。

陈祥。举明经任推官,调兰阴知县(为七品,明经,即贡生),赠右都御史。

陈大中。训导,赠左都御史(即专主纠察,为正三品)。

陈轼。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知定海召拜御史,迁山西按察副使,历云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即皇帝直接领地)。后迁大理卿,户部右侍郎(即大理寺卿,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主官称卿,为正二品)。

陈邦政。陕州通判(即次于州的长官,为正六品)。

陈莘。南户部照磨(即都察院下属有照磨所。为正八品)。

陈蕖这一豪门家族是应城历史人文的一大亮点。应城明、清时代类似陈蕖家族的显赫豪门还有李幼滋的李氏家族、陈金的陈氏家族、余子俊的余氏家族等等。这些家族都是以数代人的文武精英相集结,蔚现三楚。这正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北京的会馆大约始于明代中叶,会馆之设是一种公益事业。在京都各地会馆的多少和有无,主要看这个地方旅居京都的京官多少、政治力量如何,是否有热心公益的人提倡创办等。会馆一种与文化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种与商业经济有密切关系。

明、清两代科举制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叫会试。贡院出榜后,凡榜上有名的人,再参加一次殿试。那时交通不便,如果留京等下次考试,住处就成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类似招待所的会馆,接待赴考的举人。

明代 “应城京都会馆”在京都东草场第八条胡同,是陈蕖“独肩义举”捐建而成。入清以后,赴举人少,力不能举重任修葺,只是因陋就简地作小修小补,来往宿住的都是陈蕖家氏在京的遗属,会馆也只寥寥数椽。

雍正十三年(1735年)后,赴京会试的应城人,知道京都有应城会馆,就租下客住,住的时间长久了,这些租住的人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房屋。

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应城孝廉易金马、褚华,拔贡杨大烈,同申大义,商谋出金修复,后因夏秋大雨而颓谢几尽。后又有孝廉王世兴、王世永、贺圣朝、周之训四人赴京会试,目击情状,于是倾囊修葺。又后有陈文熺及诸生共同捐资葺竣(陈文熺,陈士元弟陈士党的第八世孙,历署潜江、当阳教谕,补鹤峰学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邓光焘借口会馆颓圮而折卖,经贡生陈善变等人控告至府,追回折价银两。道光十七年(1837年),会馆馆基又被应山叶凌云盗卖,经过应城进士陈兆桂、举人曾照等控告司法,折回原价钱,从此会馆就不复存在了。

磨认前朝

——应城古碑记选录

明、清两朝,应城被称为“汉东旺邑”,且多台阁钜公,更兼著述富甲。当时,每当建置亭馆,僻兴学舍,祈祀贤祖,嘉言忠孝,铭墓鸿士,总有金石碑版之佳章,只可惜,战乱兵燹,石埃板尘。《光绪应城志》所载者三十余碑记,实则是侥幸遗篇。

《宏济桥碑记》,是明·崇祯三年(1629年)太仆陈昺虞为徐京咸夫妇修建宏济桥所撰。碑记中写道:“公之精诚已通天地、泣鬼神矣!”。“自雁齿(指桥西石梁如雁行整齐)以栏楯,无不壮丽坚固。跨河则星文泻汉,亘地则虹势凌虚;冠盖蹄轮,盲风怪雨,若从枕席上过;商旅如归,熙攘如织,无阻滞漂没之患。邑绅衿士庶及黄发儿齿,莫不交集,骇所未见已而;不禁欢跃,咸曰:‘伟哉,徐公之为烈也!’创千百年未有之规,贻亿万人鲜举之利;壮一邑之风气,夸三楚之巨观。司农王公昆璧题其桥曰:‘宏济’。盖所操者(即操持、担任),约所济者,广且大也。……公为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功,岂偶然哉。公之直谅功在殿廷;公之安攘功在封疆;而其捍患拯溺功在乡井。古之名臣,居官则急公而忘私,居乡则毁家以纡国,公忠之心一也。”。

《修建候馆碑记》,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应城知县齐国政为重修汤池候馆所撰。汤池候馆,也称为汤池公馆。该碑记载了从明·万历年以来,汤池作为游览和疗养胜地的历史经历,描述了温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其资源利用情况;碑文对汤池寺、馆、庐、池的规模、布置和安排均有言简意赅的介绍;这是一篇有别于众多的汤池观景、游览诗文的散文。碑记写道:“造物于人有益,即有损。汤池之在应城开辟以来,莫知其始,混混溢出,无分冬夏;一望平畴,夏麦秋禾,皆为所灌,即逢旱干亦得以供车戽之用,此自然之利也。相传此池为玉女温泉,堪以疗疾,疡疠痈肿,浴之即愈;而远近官民及将卒,贵介戚属,或日数至,或经月不去,就此养疴,名曰‘坐汤’。行李既繁,车马杂众,除馆于居民之舍,垣卑庐浅,书夜干陬,极为罢苦,此因之有损者矣”。这是对汤池利用状况“一利一损”的生动描述。碑记载原汤池有三池。在头池分流之处有明?万历癸酉年(万历元年,1573年)所建圣德寺,“佛庐前后凡数十楹”;康熙九年(1670年),应城知县樊司铎于殿庭东建候馆一所,大堂东为官池,左右各一小池,后尽圮无存。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齐国政在原馆旧址上修建了二架三间向南和二架三间向西的馆池。其中,西南三池“官庐其二,民庐其一;正东三池,庐为女池者二,外池者一”。“官庐中各设卧具,分门别户,以待贵戚、宾客、眷属;其舆马、仆从则分驻本寺。”又载:“二池泉水沸涌,恐有老弱醉游失足,其中更于沿岸,置布迴栏,只留一阙,可拾级而下,乃分其流径,使南注经市溉田,为汤池港,与穿窦引注之六池不杂焉,则六池也无腥秽之虑。所以补救之述,卑造物之数有益而无损者如此”。

《捐建南漕粮仓碑记》,这是齐国政为建应城南漕粮仓所撰。南漕粮仓在县衙大门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知县齐国政捐建,该碑刻录了捐建粮仓的原委和经过。碑记载:“本县无粮仓,历来南漕二米收贮私家,或寄寺观分屯散积,乃征足议解,方遣一书役督同往兑,岁以为常,所谓‘民收民解’是也”。因为无粮仓,常常出现强梁抗交或少交,而懦弱百姓倍交;或者在收贮中肆意侵吞,漏洞百出。康熙二十七年七月,齐国政“受事察知其弊”,决定实施“官收官解之法”,这就要求解决粮食收纳无仓的问题,于是,齐国政将县署东已迁书院的废址,捐俸督役,改建为粮仓。建造正庑三间、厢庑二间,设为廒廪,足供收贮。“由是每岁亲收二米,并赴水次交兑,乞今丁卯(1687年)凡经四运矣,一切抗纳、侵渔、倍输、掯勒、误限、提比之苦均无所虞”。碑记又云:“本邑数十年来,甘受积弊,累官累民,只以无仓之故,至此,倘仓终不立,其患终无休也。后之牧斯土者,知此仓之所由,建时加修葺,将有取于斯文”。这位齐知县再三告诫“后之牧斯土者”,“建时加修葺”后,还果真有响应者,那就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知县奚大壮再次请项,重修南漕粮仓。这篇碑记,记载了齐国政捐建漕粮仓储这一善政,革除了旧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该碑记是我们今天研究明、清时代地方政治及经济管理的重要资料。粮仓是“天下的粮仓”,岂可轻视。

《渔子港庙碑记》,赞誉了前任应城县令魏定国、李纮修筑渔子港、修建文昌阁的功事,由熊亿撰文。所谓渔子港,是指从太平桥西到省港汇入西河(即大富水)的一段。清代知县中,先后有徐崇礼、魏定国、李可寀、唐琳、李宏、李朝柱、王嵩高、奚大壮等治理过渔子港。该碑记载:“丁酉(即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秋闱一榜遂登七士,不可谓非魏公修治之力”;“邑人文济济有扬,莫非得李公之所赐也”;表示所以“爰勒于石”,是希望“后之任斯土者,接踵而理,则甘棠之爱,永无暨矣”。据史料记载,魏定国任县令期的“丁酉秋闱”,即康熙五十六年科。查得同科有:王佐、陈权、易永慎、陈梦熊、晏嘉德、樊选六人中举,另有六人为岁贡、拔贡。这其中有王佐和陈梦熊后为进士及第。易永慎即为易永元之弟。

《火神庙碑记》,为晏瑛所撰文,他叙述了建火神庙的本意、功能和经过。碑文载:火神为祝融,“神于行属火,于德为礼,于位为南,象文明而司,长养功为钜。邑人有祈焉,有报焉,祀典与社稷并重,此庙建而乐楼相缘以起也”。碑记又载道:“先是乾隆丁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创起庙会,于乙酉春月(乾隆三十年1765年)兴工建庙,规模初具,因经费不足未竣,至丁酉四月(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始获告成。有乐楼焉,壮观瞻也;有堂宇焉,妥神灵也。褒服帝号,左文右武,岁时,张乐演剧,以乐之,其制备矣;制备则仪观之矣;仪观之则情状见;庶几见知惧,知悔,悔知改行而易辙,此不坛而庙所为不悖乎。祀典而参酌以人意舆?仅叙建立缘由,勒之贞珉(即坚而美的白石碑),用志不朽。”应城火神庙前有广场,每逢神祀社日,都有规模盛大的祭典娱神活动,开台演戏,热闹非凡。本碑记中所描述的“制备”、“仪观”、“情状”和“知惧”、“知悔”、“易辙”,以其精练的文字,生动地表现了“祀典而参酌人意”的教化作用,这就是“坛而庙配之以乐楼”的本意。《火神庙碑记》描述火神庙和戏楼的文字精彩、优美:“修拱仰其承霓,巍甍瞻其凝雾;黝莠璀璨,栾节辉煌。自今以后,我邑人祈于斯,报于斯,合乐以酬神惠,瞻斯楼之嵯峨,发晨钟之猛省,入庙思敬,固即修德,而灾不能侵之一端云”。这篇碑记,证明了应城很早就有古戏楼的存在和发达的戏剧活动,这是研究地方戏剧史的珍贵的史料,也是研究应城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

应城古碑有齐国政:《修建候馆碑记》、《捐建南漕粮仓碑记》、《改建上蔡书院碑记》;熊宝书:《改建社稷坛暨万金亭、五节亭东西易位碑记》;熊亿:《渔子港庙碑记》;晏瑛:《火神庙碑记》;洪子杰:《生祠碑记》;陈昺虞:《宏济桥碑记》;广福寺置:《阵亡将士碑记》(每冢一碑);王魁华、王魁岭置:《长江埠义冢碑记》;孙继皋:《应城县学碑记》(即学宫);孔庙置:《顺治九年颁发卧碑》(即条律碑)、《烈女祠碑》、《下马碑》;李宏:《兴建文明书院碑记》;洪锡爵:《重修书院碑记》;吕庭栩:《同姚恕甫明府自文昌阁至接引庵观抱一园碑诗》;萧芳椿:《抱一园碑诗》;闵攀元:《从姚恕甫吕孝廉萧明经游接引庵阅抱一园碑诗》(碑文由华亭、莫是龙所书);欧阳修:《尚书都官郎欧阳公墓志铭》;陈士元:《余仍绪墓志铭》;吴毓梅、杨国栋:《陈士元墓碑》;王嵩高:《陈养吾先生墓表》;贺逢圣:《徐大司马墓志铭》(即徐京咸墓);章镳:《熊微君墓志铭》(即孝廉熊倩墓);陈蕖:《重修上方寺碑记》;无名氏:《接引庵碑记》;唐光典:《花园庙碑记》;王吉人:《应邑周侯去思碑记》(即应城知县周士章);韩菼:《德政碑记》(即祝圣培传)。其碑文不一一赘述。

 

 

 

 

注:李怡南,原市博物馆副馆长。